这是我从其他网上复制来的
周恩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一任中华人名共和国总理。
他的生平事迹，一时半会儿还是讲不清楚的。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新中国中央人名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名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这就说明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地位了。怪不得美国前外交大臣艾登要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做客。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
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
修补残局。”周或许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者。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他在南开中学饰演女性角色的轶事。也是在这所以开放著称的学校中，他阅读过《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鸠，接触了亚当·斯密，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也让他兴奋。1919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并为此激动，但他的组织才能比他的理论造诣更高一筹，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可以想见，在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天赋比独创性更受欢迎。他在26岁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8岁时领导了上海60万工人的罢工，当时的人们或许没有耐心倾听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讲述的农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轻人条理清晰、务实的分析。事实上，一直到1936年，周恩来始终拥有比毛更高的职位，而他在遵义会议上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帮助后者重获权力。与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版税都超过了他们的元首职务津贴。尽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传却缺乏个性。如果你缺乏洞察力，很可能会将之仅仅视作毛的各项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那样，在1972年会见毛泽东时，他将周描述成毛周围的“一位笨拙的小学生”。但周与毛的关系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更复杂，更相互依存。《亚洲周刊》在回顾20世纪的亚洲伟大领袖时，称周恩来是始终的第三号人物。尽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比毛年轻5岁，在毛掌权后，却从未成为第二号。但是，在中共历史上，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时间却无人匹敌。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着曾经的同志一个个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却保持了下来，成了中国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幸存者”之一。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其中的主导思想，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想起周恩来说的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果然做到了。但是我……虽然我不能像他一样伟大，但起码我要守信用，我要说到做到，给自己定的目标，就要实现.
周公馆
地址：渝中区中山四路曾家岩轻轨站出口处(重庆市委市政府)
老舍旧居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新村新村67附近
重庆郭沫若旧居
地址：西永镇香蕉园村全家院子
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仅租赁了一、三两层，二楼的大部分和底层门厅旁的厨房，均为国民党人居住，真有左右内外夹击之势。
1939年初，南方局考虑到办事处住房紧张，而曾家岩地处市区，靠近国民政府，会客访友和与各界人士接触都很方便，十分有利于开展工作，邓颖超遂以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对外称作“周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彪、王若飞等人在渝期间也常住于此。在周公馆外面，距大门右边百米之遥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边毗邻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周公馆的内 部环境也非常有趣，主楼的底层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为南方局租用，其余分别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以及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同进一个院、共住一栋楼的有趣现象。住在这里的国民党人士虽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共同进出一个大门，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息，但互相几乎没有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亦不失为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在底层会议室接见中外各界人士，周恩来同志更是经常在此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离开重庆前往南京。曾家岩50号又成为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身份率上述两机关人员驻节于此，与国民党重庆当局保持联系，并全面领导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
1947年2月28日深夜，国民党重庆当局突然出动数百名军警宪特，武装包围了这里，无理查封公私财物，强迫集中中共在渝公开人员，软禁中共代表吴玉章和联络处、省委机关及化龙桥等处《新华日报》社人员达十天之久。经过吴玉章的坚决斗争和据理强求，最终中共驻重庆和成都两地人员分别于3月8、9两日乘机胜利返回延安，《新华日报》昆明分销处人员亦随后抵延。
1958年11月董必武同志故地重游，曾幽默地作诗记其事:“八年抗日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在二楼和三楼，分别有董必武、叶剑英同志的办公室。
1958年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时，曾题诗一首“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的内外环境。尽管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内外环境如此复杂险恶，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八年如一日，支持战斗和生活在这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而不懈努力。
就是周继公和他三个儿子住的地方
读红色经典巨著《长征》有感
自幼就与红色经典名著有着不解的情结，利用再次拜读了由我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呕心沥血精心打造的红色经典巨著《长征》，书中以50多万字的篇幅，描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中艰难卓绝的各个细节。
一滴一滴的泪，像蒙蒙细雨一样，洒落大地，眼前闪过的画面让我永无难忘，那是一场奇迹的话剧，那是一篇难以忘怀的历史纪录，那更是一段辛福而痛苦的记忆！当我合上《长征》的一瞬间，那一幅幅惊天动地的画面，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仍久久萦饶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原来它已经深深震撼了我的灵魂，根植于我的心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令人神往，最能影响世界前途”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军事奇迹，是人类战争史上一部大气磅礴的英雄史诗，在历时两年时间里，各路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到达陕北。雄关漫道、险象环生，红军一共爬过18条山脉，其中5条是终年积雪履盖的，渡过24条河流，经过14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敌人派来追击的中央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穿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放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但他们多以野菜、草根甚至牛皮、皮带充饥，他们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同心同德、众志成诚征服了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是的，纵使装备极其简陋，给养严重匮乏，环境殿堂艰苦，数十倍敌军前堵后追，但中国……人却没有屈服和害怕；没有埋怨和叹息；没有懦弱和退缩。他们把个人命运与党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一起，义无反顾肩负起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这中的历史重任，他们用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抒写了一首荡气回肠、感动世界、震惊历史的英雄史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历史虽已过去，但在国际形式日益紧张、天下尚未太平的现状下，我们依旧更需要虔诚的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发扬先辈长征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道上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如列宁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
“少年弱则国弱，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就应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在学校我们应把红军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发扬下去，孜孜不倦的学好每一科知识，用科技来强国，沿着先烈们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永远巨人般屹立于世界强林之列。
毕竟，任何辉煌的业绩都需用努力去创造，我们应从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嚼草根”的不断挑战自我、挑战极限、挑战命运的精神中学习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精神，无怨无悔的气概，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气。而知识就像满目琳琅的大宝库，探寻它的路是坎坷的，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只有经过磨练的人，才会不停地与困难做斗争，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如徐霞客历经千辛万苦终完成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就像司马迁饱受屈辱终著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像梵高孤独贫穷一生却为后人留下价值连城的作品；就像贝多芬双耳失聪却抚着琴键谱出优美的惊世曲调。
身处太平盛事，想想那些为了后来者的幸福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的长征英雄们，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和资格去埋怨周围的一切吗？
历史的身影渐渐远去，此刻重新聆听《长征》的故事，感受长征先驱们创造的辉煌，体验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使命不惜一切的精神，感动之余无不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崇敬，同时也对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到更神圣和光荣。
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双手虔诚的捧着《长征》这部卷帙浩繁的经典名著时，才恍然体悟到那段血风腥雨史告诉我们，其实生命是一条美丽曲折的幽径，路旁有妍花的丽蝶，也有荆棘丛生，要想人生美丽辉煌，就应该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一路虔诚地走过，一路播撒希望的种子。人生的道路九曲十八弯，布满了荆棘，但成功者总是用希望之光照亮前行的旅途，用坚强忍韧的毅力开辟通向辉煌的康庄大道。
祖国处处是革命的热土。但是要真正选择一处，细细体会其中的深意，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我对那过去的历史是不怎么了解的，但是难得好友相约便去了重庆一游，此行收获颇多。
重庆之白公馆、渣滓洞没到重庆之前总惦记着一定要到白公馆和渣滓洞看一看。因为在从小受的教育中，这里是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小萝卜头与敌人战斗的地方，它在我心中的位置同井岗山、延安等革命圣地一样神圣。到了重庆才发现，这里仅被当做一个旅游景点，并没有他的特殊之处。就连工作人员和导游也没有其他能推销旅游产品的景点卖力，人们仿佛每天都在沉睡中渡过........
之所以叫白公馆是因为这里原先是一位白姓人家的房子，后来国民党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很适合秘密关押共-产-党人，所以就征用了，名字也就这么叫了下来。
这里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故名。1939 年国民党军统局将此地改建为监狱，1943年中美合作所改为第一监所。 监狱背靠歌乐山 ，四周高墙、电网密布，墙外制高点上有岗亭和碉堡。大门终年紧闭，只有侧面开一小门与外界相通。狱内有牢房20间。
从小路行进，不多时便到了著名的渣滓洞。渣滓洞原为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煤少渣多而得名。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隐蔽。
1943年 白公馆被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所关押“政治犯”迁此，于1947年4月迁回。
渣滓洞分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楼一底的男牢16间，另有两间平房作女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和刑讯室。1946年7月，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所撤销后，在押人员全部撤并于渣滓洞看守所。1947年4月，渣滓洞看守所一度关门，关押人员全部转回白公馆，10月，渣滓洞作为重庆行辕二处看守所，恢复关人，关押的主要有“六一”大逮捕、“小民革案”、“挺进报案”和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人员，关人最多时达300余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纵火焚烧了渣滓洞，仅逃出15位被囚禁的革命者，其余皆不幸牺牲。
这些都是不曾忘记的历史，重庆之行真的让我不禁对革命先辈们肃然起敬，不敢说受到多大启发，只能说会更加珍惜好身边的一切。
重庆我是第二次来，由于时间间隔太长，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次还是一定要去看看白公馆和渣滓洞的。
白公馆位于重庆沙坪坝郊区，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1938年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秘密监狱。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借是被囚禁于此。著名的小说《红岩》便再现了监狱内部残酷恐怖的囚禁生涯，及革命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此。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审讯，关押的保密起见，将其选中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原白公馆大门终日关闭，从侧面一小门进出，原储藏室改为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刑讯洞。在院内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
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曾改为来华美军人员招待所，到1945年又作为特别看守所重新关人。至解放前夕，关押的除息峰监狱撤销后转移来的“政治犯”如黄显声、许晓轩等二十余人外，还有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寄押的刘国志、周从化、周均时、张泽后等三十人。
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罗卜头”等皆是被囚禁于此。著名的小说《红岩》便再现了监狱内部残酷恐怖的囚禁生涯，及革命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此。白公馆是一处使后人缅怀英烈并为之扼腕叹息的革命遗迹，去重庆旅游的朋友们绝不可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