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三国曹魏山阳郡(今山东巨野)人，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 王弼曾任尚书郎。少年有文名，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 《老子注》 、 《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 《周易略例》 四部。 其中 《老子指略》 、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中国政府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王弼出身官僚世家，其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号称"八俊"之一、身为荆州牧的刘表。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和《博物志·人名考》、《王弼别传》等记载，东汉末年大乱中，弼祖父王凯与其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欲以女妻之，而又嫌其形貌丑陋，非女婿才，将女嫁给王凯。凯有风貌。凯生子业，业生弼。弼为刘表之曾外孙。
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217)从曹操征孙权，病死途中，而粲之二子又坐罪处死。粲绝嗣后而以王业为继嗣。王粲又成了王弼的继祖父。
王粲是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其才学出众，少年成名。十四岁至长安受到著名文学家、大学者蔡邕礼遇，即将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装载数车的书籍，后来全为王业所有。
这对王弼的成长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王弼的家庭祖风对王弼的成长也有重大影响。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再加上继祖王粲的文学地位，都会对王弼成长产生极大的有利影响。
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
何晏曾叹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据何劭《王弼传》载，王弼十多岁时，即"好老氏，通辩能言"。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
王弼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正始中，大将军曹爽擅权，王弼补台郎。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四岁。
折叠编辑本段学术贡献
《周易》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
王弼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易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道家易的代表。王弼注《易》，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折叠编辑本段哲学思想
王弼
"无"概念的存在在王弼的析学体系中是以属性概念的形式存在的，即"无"是对"道"、"一"属性的说辞;第二，王弼在对"名"与"称"、"谓"的区分中，确立起其对"道"、"一"进行把握的方法论原则。至此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王弼所建立的本体论思想中进一步反思这样儿个在学术界值得商榷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王弼本体论析学第一层次的概念是"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的"理"，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宗"、"元"。即王弼认为"道"、"一"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秩序、条理，"道"是"理";其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据、根源，则是"宗"、"元"。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一个包含了理本论与气本论形态的本体论思想。而在王弼所谈到的"道"不可命名，只可称谓的在认识过程中建立本体论思想恰恰i1:是心本论思想的内涵。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对中国占代传统析学本体论思想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体现的i1:是中国占代析学本体观念心为一理的实在性、理为一理的实在性以及气为一理的实在性的这样一个"二位一体"性。所以，"道"、"一"所指的并不是最大的抽象、亦不是万物的共相，而应该在"二位一体"的结构中来理解"道"、"一"的真实性。对于此思想研究的忽视所导致的便是只见王弼思想之缺点，而不见其思想之优点;只见王弼思想的消极性，而不见王弼思想的积极性。从王弼论证问题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其两点重要特征:第一，"唯理是从"的求真精神。从王弼对"名"、"称"概念区分的论证中可以看出王弼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具有概念分析法意义的方法。他所运用的方法不同于感性经验的归纳法，而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是在概念性的矛盾中寻求事物自身之理的研究方法，即"辩名析理";第一，无"卫道士"风气的创新精神。在以"辩名析理"为方法，以"唯理是从"为追求的前提之下，王弼在对先贤所留下的文化资源的选择过程中，并没有标榜自己的学派属性，而是自觉的将其与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想结合，来阐述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因此，对王弼思想乃至"魏晋玄学"时期的学派属性之"新道家"的定义并不是合理的。③从现实意义上讲，王弼本体论思想的宗n便是为"崇本息末"、"存母守了"的"无为"政治服务的。在《老了指略》中，王弼讲到:"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3]p 198可见，王弼认为邪淫的避免要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反过来讲，即是要在"道"的制约之下对仁义礼智进行合理的使用。所以，王弼所讲的"无为"政治的根本立场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相反，那些当时所谓的积极的、有为的政治立场因其并不是在"道"的制约下建立的，是一种对仁义礼智的形式化使用，才是真正消极的 。
综上，无论是从学理意义上、研究方法意义上以及现实的意义上讲，王弼的本体论思想的根本指向都是"道"的真实存在性。那么，对于王弼本体论思想"贵无论"的概括，我们认为其并不是一种合理的表述 。
二、王弼的方法论和政治哲学
在方法论方面，王弼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所继承，善于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请看他对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等对立统一概念的运用及其关系的阐释。
王弼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四十二章注)把"一"与"无"并称，"一"就是"无"，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自然便成了万物的统帅了。又说:"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老子》三十九章注)就是说"一"是数之始，物之极(本根)，所以为万物之主。一和多是主从关系。
王弼论证宇宙间的一多关系，目的是为了引出社会人事的"以寡治众"、"以君御民"的道理。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老子》七十章注)"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殊国异风，而王侯得一者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老子》四十二章注)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
他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可以一名举也。"(《周易略例?明彖》)王弼就这样论证了"以君御民"、"执一统众"的天经地义，君权至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周易略例王弼为了论证"无为而治"的思想抓住"静"与"动"这对对立的概念大加发挥。认为"以无为本"在动、静关系上就是以"静"为本，以动为末。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十六章注)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老子》四十五章注)
王弼把静说成是本，是绝对的;把动说成是末，是相对的，但是他却因此引申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是自然无为的，治理社会也应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二十九章注)社会也是一样，长短不齐、尊卑等级是"自然之质"，不必人为的去改造它，"而造为之，故必败也。"(同上)他说:"自然之质，各有定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注)
王弼认为与道家相比，儒、墨、名、法诸家"以动治国"的"人治"理论，都是"弃母用子"、"舍本逐末"的，都是"任名以号物"(《老子》三十二章注)，"令物而赖威权也"(《老子》十七章注)。故主张"绝圣智"、"弃仁义"。说:"故绝圣智而后圣功全，弃仁义而后仁德厚。"(《老子指略》)
三、王弼的认识论
王弼认为，事物的本体的道是可以认识的，圣人的治世之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宇宙的本体道是无形无名"不宫不商，不温不凉";圣人治世是"体道"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道"虽不可言象，不可名状，但它在万有之中，以无形无为而成济万物。在政治上，崇本(道)息末，就是对自然规律(道)的具体认识和运用。
王弼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对《周易》中的"意"、"象"、"言"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上。所谓"言"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象"是指卦象;"意"是卦象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王弼指出，"言"、"象"、"意"三者之间是递进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通过"言"可以认识"象";通过"象"可以认识"意"。但明白了意，就不要再执着于象;明白了卦象，就不要执着于言辞。
王弼认为，如果你执着于"言"，就得不到"象"。那"言"也不是产生于"象"并能说明"象"的"言"。如果执着于"象"，就得不到"意"。那"象"也不是产生于"意"并能说明"意"的"象"。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着于"言"，才能得"象"，只有不执着于"象"，才能得"意"。
总之，王弼的认识逻辑是:"言"生于"象"，而说明"象";"象"生于"意"，而说明"意"。要得"意"，必须借助"言"、"象"，但又不能执着于"言"、"象"。执着于"言"、"象"，便得不着"意"。只有不执着于"言"、"象"，才能得到"意"。既然卦意(圣人之意)可以认识，那么世界的本体"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圣人的意"是"道"在社会方面的体现，也就是自然无为的治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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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王弼，字辅嗣，三国时代魏山阳高平人（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公元226)，卒于齐王芳正始十年(公元249)，享年二十四岁。
王弼的祖父王凯是王粲的族兄；外祖父刘表，是荆州经学的领袖，长于易学。蔡邕是东汉著名的藏书家，十分赏识王粲的才学，后来将毕生藏书送给了王粲。而王凯的儿子王业，过继到王粲家，这些藏书后来便由王业继承；他就是王弼的父亲。王弼家除了继承这些丰富的藏书外，也承袭了易学的家学传统。王粲的祖父王畅，是易学名家，也是刘表的老师，所以清人焦循认为：“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表〕，而实根本于〔王〕畅。”
王弼天才早慧，享年才二十四岁，就注解了《周易》及《老子》这两部思想名著，后来都成为魏晋玄学的经典之作。这样重要的思想家，陈寿《三国志》却没有他的传记，只在＜钟会传＞里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短短二十几字，非常粗略。何劭的＜王弼传＞则比较详细地纪录了王弼的生平、性情、交游，以及他跟当时名士清谈的言论，纪录了王弼这个天才思想家与裴徽、何晏、刘陶、锺会、荀融等清谈名流交光互影的片段。
二、所属流派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曹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王弼阐发《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因《老子》等三部书后来被称为“三玄”，故这个流派遂被称为玄学。何、王以探究宇宙本源为主要课题，从《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出发，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晋书.王戎传从弟衍附传》）意思是说，“无”是超越物质性的世界本源，它不仅创造万事万物，而且是人生的根本。贤者能因之成就高尚的道德，不肖者能因之明哲保身。同时，他们走上综合儒道的道路，宣称名教出于自然（“自然”即“无”），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面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举行论辩来阐释玄理。后一种方式即所谓“清谈”。清谈一般分主客双方，谈主阐述自己的见解，谈客提出质疑，经过数番诘辩。这是玄学发展的特殊方式。由于何、王出身高贵，身居显职，而言及玄远、神采飘逸，博得官僚士族的赞誉和竞起仿效。玄学之盛还在于魏晋之际曹氏、司马氏之争愈演愈烈，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为了避祸，名士们谈玄以逃避现实，阮籍“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嵇康虽稳居林下，拒不仕晋，但平时“无喜愠之色”（晋书《嵇康传》），十分谨慎。他们在生活上则放荡不羁，颓废没落，及时行乐。玄学对于打破儒家思想的禁锢有一定作用，玄学的思辩形式也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玄学亦强烈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腐朽性。
三、主要思想简介
王弼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以无为本”，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不同，带有思辨玄学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有无何以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他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这就是其“贵无论”。
贵无论
王弼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一点，就是认为在有形有象的事物背后，有一个无形无象但是更加重要的东西在支配着它们。王弼把这个无形无象的东西称为“无”，是本；那有形有象的称为“有”，是末。二者比较，本比末重要。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样的思想被称为“以无为本”。用于治国，那体现仁义规范的礼仪制度，有形可见，有名可称，因而它们是“有”，是末；那产生仁义礼制的东西，无形可见，无名可称，因而它们是“无”，是本，是比末更重要的东西。这个本，这个无，也就是道。只有掌握好这个无，才能做好那个有。为了做好那个有，就必须掌握好这个无。如果不掌握这个无，只是在有上致力、用功，那个有也是弄不好的。也就是说，要使儒学的仁义礼节发扬光大，就不能只是致力于那些礼仪的外在形式，注意人们的外在表现，而应该致力于那些产生礼仪的东西，注意人们的内心，使人们从心里真正理解仁义礼节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心甘情愿地遵守它们。只有这样，仁义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儒学的礼仪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遵守。如果只注意外在的形式，只能导致虚伪。
王弼认为，那最根本的道理，和人们有形可见的行为，往往是互相反对的。比如有些人，看来非常遵守礼仪制度，其实破坏礼仪制度的恰恰是他们；有些人看来不遵守礼仪制度，甚至还抨礼仪制度，其实他们才是礼仪制度的真正维护者。儒者们常抨击老子，对老子否定仁义礼节的言论感到愤慨。但在王弼看来，老子不过是强凋要掌握仁义礼节的根本，要掌握住那无形象但又是仁义礼节本源的道。在王弼笔下，老子是儒家仁义暂原则的真正维护者。与“以无为本”相呼应，王弼强调礼仪规范应该合乎人的本，出于自然而然的原则。比如什么是孝，在王弼看来，主要不是按时向父母问寒问暖，在父母死亡时按照礼仪的规定哭泣、跪拜等等，而是自然的亲爱。
另外，在圣人论方面，王弼提出“圣人体无”、“圣人有情而无累”的命题；在思维理论方面，他提出“忘言、忘象以得意、得象”的理解和诠释方法；在本体论方面，他提出“崇本而息末”的体用观；在政治伦理方面，他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吸取《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以“无”表述万事万物的宗主、本体，崇尚“无为”、“自然”，而又同时肯定孔子为圣人，不废弃“名教”。他认为圣人“体冲和以通无”，能体验“道”的冲灵境界，并跟一般人同样也有喜怒哀乐之情；然而，由于“体无”，所以能不受外物牵累。圣人是指孔子，孔子“体无”，而言必及有；老子则尚未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善于“言无”－－说明“道”的精义。所以王弼认为读书明理应该“忘”－－也就是超越语言文字或物象等具体的形?。“忘”不是弃置不顾，而是不执着、不拘泥，直接去把握事物的根源、本体。换言之，王弼将无、有的关系转化为本与末、形上与形下的“体用关系”。他循着这样的思维理路重新注释《周易》、《老子》等书，而对“自然”与“名教”的争议，提供了调和的基础。所以说王弼是正式奠立“魏晋玄学”思想根基的典范，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之一。
四、主要著作
王弼的著作主要有《老子道德经注》2卷，《周易注》1卷，《论语释疑》3卷，《王弼集》5卷，《周易大衍论》1卷，《老子指略例》2卷等。现多散佚。
《周易注》
《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刚柔并济、“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周易注》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否定了汉易象数学派的繁琐形式，扭转了汉易以宇宙论为理论根基的质实心灵，挺显了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世界；二是“攘老庄虚无之论，专于人事”（晃说之语，见《玉海》卷三五《汉易传》），把儒家所重视的“人事”，亦即政治人伦视为末，把道家所重视的“虚无”之道视作本，从而把自然与名教有机地统一起来，完成了会通儒道的理论任务。关于此，笔者另有专文评论。我们要强调是，王弼在《周易注》所进行的工作是一种创造。这一创造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又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这是易学史上的一场革命，是玄理易对象数易的挑战。
《老子指略》
三国时魏人王弼撰。唐朝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已著录此书一卷。《道藏.云发七》亦节录此书，题作“老君指归略例”。此书乃是魏晋玄学名著，以本体论哲学阐述《老子》一书旨要。内称：“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所谓“本”，指世界万物的本体，亦即“道”或“无”。所谓“末”，则指世界万物。万物皆赖本体而存在，乃本体之表象，唯有认识本体，才能不为现象所迷惑。凡治国修身，皆须崇本息末，执一御多；若“舍本而攻末”，则偏其反矣。此书问世，掀起魏晋玄学之风，道家哲学因此而发生重大转折，从汉代黄老学宇宙生成论进至魏晋玄学本体论。
五、名言名句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
六、王弼玄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王弼哲学对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言意论的影响上。
言意之辩是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而且根本上是一个哲学命题。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言意论有三个代表性观点：儒家经学中心主义的“立言”，道家自然主义的“无言”，《易传》对儒道两家言意观的折衷。《易传》的“言意观”我们前面没有讲述，它正是魏晋玄学开创者之一王弼讨论《易传》“言--象--意”关系时提出自己的言意观的基础。
关于“言意之辨”，在玄学而言，是玄学对于宇宙存在的本源进行理性思辨的方法，作为玄学的方法论，它代表着秦汉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思辨水平的提高。关于“言意之辨”在魏晋玄学中存在互相对立的见解，这个我们在前面的关于玄学发展演变的阶段中已经进行了梳理。其中，王弼正是继承《周易》之说，力主“言不尽意”，并接过《庄子》“得鱼忘筌”“得意象言”的美学命题，在他的《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了“得意忘象”之说。王弼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言-象-意”之间的关系的。首先是从“作卦”，即创造的角度论，象生于意，意以象尽，意为象的内涵，象为意的形式或外观；言生于象，象以言著，象为言的对象，言是象的形式。其二是从“解卦”，即接受的角度来看，要寻言以观象，得象忘言；要寻象观意，得意而忘象。也就是说，要得意，需借言与象，但又必须舍言与象，不能拘泥于言与象。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是解读经典的新方法，也是正始玄学的要义。在文学理论上，此时期受言意之辨影响而探讨为文之用心的是西晋陆机的《文赋》，陆机就提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陶渊明是受言意之辨影响的诗人，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还有《饮酒》诗写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也是与玄学思想相通的。
七、社会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汉王朝的崩溃，农民大起义的兴起，豪强地主的割据，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矛盾，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绝对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被打破了，因而为之服务的经学也逐步为玄学所取代。思想上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道家黄老思想、原始道教思想以及从天竺、西域传来的佛教思想都来与儒家抢地盘，争高低，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儒家处于危机之中。因而，这一时期成为思想解放的时期，各家各派相互辩论，论学之风很盛，成为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中国思想史上第二个繁荣时期。
魏晋玄学的兴起取代了经学的地位，玄学是黄老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它摆脱了庸俗的“天人感应论”的影响，着重于抽象的思辨，从自然本体论上升到认识本体论高度。王弼的“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标志着玄学的开始，反映了自然本体论向认识本体论的过渡。
在王弼之前，对自然和社会伦理的探讨占有支配地位。道家老庄思想注重对自然本质的认识，老子特别注重对宇宙的起始和本质的考察，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为宇宙的起始是一种浑沌无形的存在，无形的东西逐步发展为有形的物质，成为天地万物，万物又复归于“道”。庄子从相对主义方面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人与自然、“心”和“道”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物我合一，同时又主张“不以心捐道”，强调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但这种自由又是通过“心”与“道”的合一获得的。
无论是传统的道家、儒家，还是合道于儒的董仲舒，探讨的都是“现实的存在”，道家是“自然的存在”，儒家是“社会的存在”，董仲舒是“自然社会对应的存在”，都是对现实问题的体验和描述，都未摆脱“自然”的羁绊，都未真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问题。
王弼则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问题，把自然本体论上升为认识本体论。他的“以无为本”的“无”不同于老子的“无”，老子的“无”表示的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个具体概念，是“自相”；王弼的“无”则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共相”，表示万物的本性，而不是宇宙初始的实体。
王弼的“贵无”哲学扫除了自然、社会和纲常名教对人的精神的束缚，提高了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人的精神的价值，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它使中国哲学跨入认识论的阶段，以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促进了哲学的发展，使哲学由实用的政治工具向独立的思想体系过渡，使中国哲学的真理性逐步打破了价值性支配地位，为认识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王弼的“贵无论”并不是单纯的本体论，还是人生观和方法论，这就必然会对儒家的名教思想产生冲击。当时“尚无”之风甚盛，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
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
王弼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易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道家易的代表。王弼注《易》，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哲学思想
“无”概念的存在在王弼的析学体系中是以属性概念的形式存在的，即“无”是对“道”、“一”属性的说辞；第二，王弼在对“名”与“称”、“谓”的区分中，确立起其对“道”、“一”进行把握的方法论原则。至此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王弼所建立的本体论思想中进一步反思这样儿个在学术界值得商榷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王弼本体论析学第一层次的概念是“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的“理”，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宗”、“元”。即王弼认为“道”、“一”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秩序、条理，“道”是“理”；其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据、根源，则是“宗”、“元”。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一个包含了理本论与气本论形态的本体论思想。而在王弼所谈到的“道”不可命名，只可称谓的在认识过程中建立本体论思想恰恰是心本论思想的内涵。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对中国占代传统析学本体论思想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析学本体观念心为一理的实在性、理为一理的实在性以及气为一理的实在性的这样一个“二位一体”性。所以，“道”、“一”所指的并不是最大的抽象、亦不是万物的共相，而应该在“二位一体”的结构中来理解“道”、“一”的真实性。对于此思想研究的忽视所导致的便是只见王弼思想之缺点，而不见其思想之优点；只见王弼思想的消极性，而不见王弼思想的积极性。从王弼论证问题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其两点重要特征：第一，“唯理是从”的求真精神。从王弼对“名”、“称”概念区分的论证中可以看出王弼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具有概念分析法意义的方法。他所运用的方法不同于感性经验的归纳法，而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是在概念性的矛盾中寻求事物自身之理的研究方法，即“辩名析理”；第一，无“卫道士”风气的创新精神。在以“辩名析理”为方法，以“唯理是从”为追求的前提之下，王弼在对先贤所留下的文化资源的选择过程中，并没有标榜自己的学派属性，而是自觉的将其与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想结合，来阐述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因此，对王弼思想乃至“魏晋玄学”时期的学派属性之“新道家”的定义并不是合理的。③从现实意义上讲，王弼本体论思想的宗旨便是为“崇本息末”、“存母守了”的“无为”政治服务的。在《老了指略》中，王弼讲到：“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可见，王弼认为邪淫的避免要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反过来讲，即是要在“道”的制约之下对仁义礼智进行合理的使用。所以，王弼所讲的“无为”政治的根本立场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相反，那些当时所谓的积极的、有为的政治立场因其并不是在“道”的制约下建立的，是一种对仁义礼智的形式化使用，才是真正消极的。
综上，无论是从学理意义上、研究方法意义上以及现实的意义上讲，王弼的本体论思想的根本指向都是“道”的真实存在性。那么，对于王弼本体论思想“贵无论”的概括，我们认为其并不是一种合理的表述 。
二、王弼的方法论和政治哲学
在方法论方面，王弼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所继承，善于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请看他对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等对立统一概念的运用及其关系的阐释。
王弼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四十二章注）把“一”与“无”并称，“一”就是“无”，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自然便成了万物的统帅了。又说：“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老子》三十九章注）就是说“一”是数之始，物之极（本根），所以为万物之主。一和多是主从关系。
王弼论证宇宙间的一多关系，目的是为了引出社会人事的“以寡治众”、“以君御民”的道理。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老子》七十章注）“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殊国异风，而王侯得一者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老子》四十二章注）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
他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可以一名举也。”（《周易略例·明彖》）王弼就这样论证了“以君御民”、“执一统众”的天经地义，君权至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周易略例
王弼为了论证“无为而治”的思想抓住“静”与“动”这对对立的概念大加发挥。认为“以无为本”在动、静关系上就是以“静”为本，以动为末。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十六章注）“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老子》四十五章注）
王弼把静说成是本，是绝对的；把动说成是末，是相对的，但是他却因此引申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是自然无为的，治理社会也应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二十九章注）社会也是一样，长短不齐、尊卑等级是“自然之质”，不必人为的去改造它，“而造为之，故必败也。”（同上）他说：“自然之质，各有定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注）
王弼认为与道家相比，儒、墨、名、法诸家“以动治国”的“人治”理论，都是“弃母用子”、“舍本逐末”的，都是“任名以号物”（《老子》三十二章注），“令物而赖威权也”（《老子》十七章注）。故主张“绝圣智”、“弃仁义”。“故绝圣智而后圣功全，弃仁义而后仁德厚。”（《老子指略》）
三、王弼的认识论
王弼认为，事物的本体的道是可以认识的，圣人的治世之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宇宙的本体道是无形无名“不宫不商，不温不凉”；圣人治世是“体道”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道”虽不可言象，不可名状，但它在万有之中，以无形无为而成济万物。在政治上，崇本（道）息末，就是对自然规律（道）的具体认识和运用。
王弼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对《周易》中的“意”、“象”、“言”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上。所谓“言”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象”是指卦象；“意”是卦象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王弼指出，“言”、“象”、“意”三者之间是递进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通过“言”可以认识“象”；通过“象”可以认识“意”。但明白了意，就不要再执着于象；明白了卦象，就不要执着于言辞。
王弼认为，如果你执着于“言”，就得不到“象”。那“言”也不是产生于“象”并能说明“象”的“言”。如果执着于“象”，就得不到“意”。那“象”也不是产生于“意”并能说明“意”的“象”。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着于“言”，才能得“象”，只有不执着于“象”，才能得“意”。
总之，王弼的认识逻辑是：“言”生于“象”，而说明“象”；“象”生于“意”，而说明“意”。要得“意”，必须借助“言”、“象”，但又不能执着于“言”、“象”。执着于“言”、“象”，便得不着“意”。只有不执着于“言”、“象”，才能得到“意”。既然卦意（圣人之意）可以认识，那么世界的本体“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圣人的意”是“道”在社会方面的体现，也就是自然无为的治世之道。
后世影响
王弼《易》注，标新立异，有人出来责难，如荀融驳斥王弼大衍义。对此，他答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
由于玄学家大多站在司马氏集团的对立面，势必遭到打击，王弼《易》注开始没有列入学官，只能流传于民间，为后来玄学者所好。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南北朝时期，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
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易经》也称《周易》或《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中国最古老的占卜术原著，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姬昌）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概括而来（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是儒家四书五经之一。据文献记载：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将《周易》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之后各个朝代都有人研究《周易》，包括汉代的京房、郑玄，魏晋时代的王弼，唐代的陆德明、李鼎祚、孔颖达，宋代的邵雍、程颐、朱熹等等，八卦和五行说不同。
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
释文发表在《文物》1984年第3期上，引起研究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韩仲民《帛易略说》；帛书《易传》释文，最初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六辑，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续编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易学集成》等书。本世纪以来，帛书《易传》新释文又见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丁四新《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帛书《易传》共包括《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昭力》六篇。邢文《帛书周易研究》是第一部学术专著。
1994年在香港文物市场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十分丰富。 演算易经历代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强调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的涵义来解释卦爻象和卦辞、爻辞。象数派注重从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卦爻象和卦辞、爻辞。亦有人认为义理派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象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王弼、程颐，当代有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等。后者如京房、邵雍等详见《出生时间与命运》。
明代末年，《易经》被传教士翻译并传播到西方
十七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茨因汉学大师布维（joachim bouvet，汉名白晋，1662年－1732年）的介绍、更将《易经》以二进制解释。现在无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西方各国都有不少人研究《易经》。
根据江弘远《京房易学流变考》一书
自从《京氏易传》出现后，受朱熹、惠栋，以及《四库总目提要》的推波助澜，均认为此书及其条例是出自京房本人之手。本书以沈延国论点加以延伸，确定京房是以十二辟卦所统领的六十卦反复配六十钟律，八宫卦、纳甲、纳音则是由荀爽、虞翻、干宝等另一非京氏《易》学流派演变而来，从《京氏易传》出现后，遂取代京房原有的模式。
我认为还是看原版的比较好，毕竟后人注释的有偏差
个人认为 古籍出版社 的还可以不知现在还能不能买到